結束澳洲任期，我沒有按照正常論調機制回台灣母公司，而是直接展開第二任的外派職務。回台短暫休假後，緊接著趕往新職務地點 – 北京，報到，心情有點像剛探完老母的楊四郎。這不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陸土地，以前出差到過一次東莞，但心情當然完全不同，和過去兩年的澳洲相比也很不一樣，別的不說，起碼這裏的地名以前在地理課本裏都曾經見過。
公司外派津貼中有一項考量指標是當地生活的難易程度，通常越不發達的地方津貼就越高。我私下給這筆錢取了個名字叫“遮羞費”，另外還有付給隨行家人的津貼叫“贍養費”，如果被派到有安全顧慮的國家，可以再領一筆“保護費”。而所謂的生活難易程度是從西方人的角度判斷，打個比方，評比標準中有一項是：買奶酪是否方便又價格合理？那時北京連超市都很少，上哪買本地人聽都沒聽過的奶酪？。。。。不難猜想，北京的遮羞費很高。
這意思也就是說，我來到一個同文同種的地方，食衣住行都不成問題，居住和出入的都是本地人難以接觸到的高檔場所，有傭人，司機，每年有三十天附機票花銷的帶薪休假，所有這些之外，還可以再加領一筆不小的“生活艱困津貼”，聽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但是怪雖怪，請再相信我一次，絕對沒有抱怨！
九零年代後期的中國經濟算不上世界焦點，但已然是新興經濟體的代表，許多財富五百大公司前幾年還在內部強烈辯論是否該去投資，現在的共同結論是想不去都不行了。那時台商大都聚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北京的台灣人不多，也沒聽說過後來才出現的“台幹”這個名詞。
如果只用一個字形容中國大陸，那就是“大”，什麼都大，地大，人口大，需求大，經濟發展潛力大，處在這樣環境，讓人想不挽起袖子，大幹一場也難。別說大小企業個個雄心壯志，一般販夫走卒也是人人摩拳擦掌，伸長脖子想從大潮流中分些好處。這是另一個文化衝擊，在澳洲人人談假期，嗜好，這裡人人生財有道，嘴上掛著的全是成本，價格，機會，管道這些東西。如果把它稱為一個物慾橫流的貪婪叢林，一點不為過，但從另一角度看，這裡絕對是地球上改變範圍最廣，速度最快的地方，親身見證這樣的變遷是個超級引人入勝的經歷。
以北京為例，十幾年來的變化，別的地方可能一個世紀也看不到。當年街上汽車少，自行車滿街跑，有些順向，有些逆向，有些不順不逆斜著走（後來我也成了其中一員）。一般人穿著打扮很樸素，冬天滿大街穿灰藍棉襖的人群，從高處看像螞蟻搬家。菜市場買菜是幾毛幾分的買，付十塊錢已經不方便，要是膽敢掏出百元大鈔，肯定遭白眼。
生活中的確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尤其出差，沒有信用卡，身上得踹一大疊鈔票，搭乘車船不排隊，鄉下地方衛生條件差等等。偶爾跟台灣同鄉聚會，常有人抱怨取笑這些種種，我倒不以為意，那時也算積累了些閱歷，理解如果總是用自身熟悉程度來判斷事物好壞，就永遠只能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裏。
當年台灣人外派大陸需要用很高的待遇當誘餌，短短十幾年，兩岸經濟消長造成現在用同樣條件就可以吸引大把台灣人到大陸發展，眼見這個漸進而快速的變化，各種酸甜苦辣感受都有。有句話說“商場上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永遠在變”，生活難道不也一樣嗎？我算是幸運的，多年後有一位大陸客戶一語道破我的境遇，她說：你不賴嘛，台灣和大陸的發展黃金期全給你趕上了！說得好，但人不能只靠運氣而活，培養進可攻，退可守的韌性才是王道。
和澳洲相比，在大陸工作有如天壤之別。以前空有一身力氣使不出來，到大陸的第三天就開始出差，第一個月就把整個華北地區，西到烏魯木齊，東到哈爾濱都跑了一遍，而且馬上就發現許多能夠發揮經驗改進的地方。睽違兩年，一天工作十幾個鐘頭的日子又回來了，而且變本加厲，大部分時間工作和休閑根本區隔不開。那兩年在北京只熟悉兩個地方：首都機場和三里屯酒吧街，一半以上時間在出差，有時碰到不熟的同事問我工作駐地（base）在哪？我就回答：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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