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住在北京的時候常跟本地人打嘴仗,他們說台灣的民主是笑話,議會成天打架鬧事,我說這是從威權轉型民主的必要之惡;他們說選舉太亂,建設太慢,我說這是退一步進兩步,雖然民主根基不深,但朝理性成熟逐漸邁進。不敢講每次辯論都大獲全勝,但從對方將信將疑,甚至偶爾流露出的羨慕,我知道多少改變了一些他們對台灣民主化的負面看法。
生活在極權社會更能體會人民當家做主的美好,也是我決定回台定居的原因之一。兩年來行走在承載年輕歲月的熟悉街道上,日常生活浸淫在百分百的民主氛圍中,卻第一次開始對過去堅持捍衛的理念產生動搖。原因不是因為哪個政黨選舉勝利或失敗,或哪個重要議題遲遲無法得到解決,而是因為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民意代表用刻薄辱罵言語對待公務員的問政方式。
有人用長官教訓屬下或父母管教小孩來形容,我覺得並不合適,愛的教育早取代打罰教育,現在的屬下和小孩哪是可以用兇的?認知所及,大概只有一種情形可以比擬:市井流氓欺壓小老百姓!這代表社會允許立場不同的人們不再需要相互尊重,演伸的意涵是少數可以不用服從多數,多數更不需要尊重少數。這已經不是退幾步的問題,而是民主制度基礎的分崩瓦解。
當在電視上看到議員指責剛上任的官員是“有史以來最厚臉皮部長”時,這一次,心中累積的厭惡轉變成心寒,我把電視關了,因為實在承受不了眼見流氓逞兇卻只能袖手旁觀的無力感,以及社會大眾可能因此示範而增加暴戾之氣的焦慮,只好無奈又慚愧的選擇走開。泰戈爾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台灣民主經歷開放黨禁報禁,以致今天言論百家齊放,反而在最該體現民主精神的國會殿堂上,時時上演違反民主ABC的戲碼。
無力感還延伸到我無法為此抱怨任何人,因為不管是態度窮凶極惡的議員或被指稱無德無能的官員,都是老百姓推舉出來的代表,如果有任何不良後果只能共同承擔。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太過於悲觀或自以為是,可以確定的是,下一次再和大陸朋友爭辯台灣民主時,我不會再像以前那麼自信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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